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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外销画 更多外销画...

    中国外销画,通常具备两个要素:一、由中国画师绘制而专供输出国外市场,通常是销往欧洲,后也及于美国;二、在绘制时不同程度地采用西洋绘画的技法,包括透视法、色彩晕染、形式和材料。显然,这种外销画既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画,一般说来又不同于地道的西洋画,尽管其中有些画已经洋味十足。

    外销画的兴起

    早在外销画兴起以前的一二百年,西方的绘画作品已经传入中国。目前可知的最早的例子是明万历九年(1581年)和万历十一年(1583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先后带到中国的天主像和圣母像。利玛窦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都携带西画来华,并且其中一些人更因为熟练掌握西画技法而进入中国宫廷,成为御用画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他在康熙末年来到中国,侍奉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特别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供职于宫廷的传教士画家的西画技法直接影响了宫廷内的中国画家,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西方的透视法和细微的明暗对比。同时,传教士画家自己的绘画作品也不再是纯粹的西方风格,他们有意识地削弱了西画的明暗对比、高光对比和焦点透视等技法,掺入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以细致的渲染避免笔触的暴露,用皴擦取代阴影的涂染,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

    然而,中国宫廷聘用的西洋画师作画不过是为了给皇家气派增添一点新奇色彩,西画的发展完全被约束在宫廷之内,无法自由向外传播。与宫廷西洋画相比,清代广州外销画则是根据民间的商业要求而发展,向外传播(从广州传到香港、上海等地),其影响远比宫廷西洋画要深远。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浦港,广州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贸易区。在十三行地区出现了专门模仿西方绘画技法、风格,绘制外销画的职业画家。他们的创作涉及西方各种绘画形式,如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玻璃画等。由于他们的作品极富特色,受到了外国来华人士的欢迎。

    外销画的发展:画家和画室

    既然外销画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绘画,那么中国的外销画家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西洋绘画的呢?第一种途径是出洋留学。最有名的例子是史贝霖(Spolilum)。他是广州早期外销画家中最为出色的。其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于1775年至1810年间。有学者认为,史贝霖即是活动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油画家关作霖,在广东地方志《南海县志》中有关于关作霖的记载。另一种观点指出:记载中提到关作霖在嘉庆中期(1810年前后)的广州设立了自己的画室,而史贝霖最晚的作品则出现在1805年至1806年间。如此说来,史贝霖和关作霖的身份是无法重叠的。抛开对史贝霖和关作霖身份的考证,我们来看两幅题名为史贝霖的作品。

    《乔治.华盛顿》是史贝霖根据美国画家约翰?特鲁布尔所绘油画的彩色铜版画复制而成的。无论是细节、比例、透视,还是整体的色彩效果都十分逼真,可见中国外销画家掌握西洋绘画技法的纯熟程度。除了复制西洋油画作品外,史贝霖也自己创作写生。《广州法庭内景》描绘了中国地方官员在广州开庭审讯英国“海王星号”水手的场景,事件的背景是:英国“海王星号”商船的水手酗酒打死一名中国人,中国官方对其控罪审讯。法庭设在十三行的商馆中,画家采用强烈的光影对比,造成舞台般的戏剧效果。画面中出现了几百人,烘托出审讯场面的庄重威严。

    跟随来华的西方画家学画,这是第二种途径,也是外销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主要途径。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叶,许多职业或业余的西方画家曾到过中国沿海和广州口岸,在中国居留期间,他们创作了不少中国风景和人物的写生作品,不少作品后来直接成为外销画家临摹的对象。

    对广州外销画影响最大的外国画家是英国的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他也是19世纪在中国华南沿海居留时间最长的西方画家。钱纳利出生于英国伦敦,生活于英国美术的黄金时代,他17岁起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深受以英国画家托马斯.劳伦斯爵士(Thomas Lawrence,1769―1830)和威廉.毕奇(William Beechey,1753―1839)爵士等为代表的“华丽风格”(Grand Style)的影响。钱纳利很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从18岁开始就有作品在皇家画院展出。1802年,由于家庭问题,钱纳利离开英国,来到印度,又因债务问题而离开印度,来到澳门,从此在华南地区生活了20多年,直至去世。钱纳利在澳门开设了画室,为欧洲人和当地中国显贵绘制肖像,并经常往来于澳门、广州、香港之间,创作了大量的速写、素描、油画、水彩作品。

    林呱(Lamqua)(注释:有三个林呱存在。老林呱的风格是跟随斯泼依隆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作品显得冷静而精细。有研究者认为他有可能是记载中的关作霖,或与关作霖是父子关系。另一位林呱中文名字是关乔昌,他较老林呱更为有名,通常提到的“林呱”都是指他,他是19世纪中期广州最重要的外销画家,早年曾跟随钱纳利学画,后开办自己的画室。最后一位林呱的中文名字为关世聪(Guan Shicun音译),国外研究者认为他是与关乔昌两个时代的人。)被认为是钱纳利最得意的中国学生,也是现今留下生平记录最完整的中国外销画家。林呱早年从本地画家那里学到了写实油画技巧,在钱纳利来到中国后,他成为了钱纳利的学生和助手。他很快熟练掌握了钱纳利的英国风格,并敏锐而极具“商业眼光”地追随了钱纳利在广州和澳门等地确立的新的艺术口味。他称自己是“熟练的肖像画家”,并标榜自己的英国风格,在画室的门牌上写着“林呱,英国和中国的画家”。

    林呱在30岁和52岁的时候,分别为自己画了两幅《自画像》。有趣的是:这两幅自画像选择了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姿势,只是画中人的年龄不同。从这两幅《自画像》上,我们可以看到林呱对油画绘画技法的掌握是多么游刃有余。他采用古典主义画法,背景是浓重的黑色调,前景中端坐的人物被一侧打来的光源照亮。面部和手都是重点细致刻画的对象,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

    在林呱存世的大量作品中,还有很多行商肖像和海景、风景画。行商是清代广州地区特殊的商人群体,相当于国内贩运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代理商。他们具有官商的性质,服从清政府的广州海关监督。在广州作为中国唯一沿海开放港口的岁月里,十三行的行商享受着优越、富足的生活,他们以垄断的形式获取大量的商业利益。经济的富足,与洋人的贸易往来,也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存真”的西方绘画。《伍呱像》是由林呱完成的行商伍秉鉴的画像,这个下巴尖尖、双颊深凹的人曾是广州十三行的首富。画面的构图和背景的安排上都显示出来自钱纳利英国学院派风格的影响。

    并不是所有的外销画家都有林呱那样的好运气,可以直接跟随钱纳利那样的外国画家学习,英国美术史家苏立文先生曾对外销画做过这样的比喻:“像砂子那样掉入下层专职画家和工匠画家的手里”,可见大多数人从事外销画制作的人是社会底层的人,是外销画室中的学徒和助手,他们在工作中通过传统的手工艺作坊的授业方式学习西洋绘画技法。因此,外销画家之间的传授成为外销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第三种途径。

    相对于史贝霖、钱纳利、林呱的作品,大量无名的外销画工的作品算不上价值很高的艺术品。因为,首先他们大多只受过传统中国画训练,掌握的西洋画技法只是一些最简单的“皮毛”。在创作作品时,很自然地会加入自己掌握的中国画技法。加上是大规模作坊流水作业,对数量的要求必然导致质量的降低。作为廉价的旅游纪念品或贸易品,对艺术苛求不高的一般外国游客可以接受这种带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式”表现手法。其次,鸦片战争之后,外销画的销售也明显受到影响,不再有那么多外国主顾,外销画家只得把市场部分转移到国内。“中国式风格”的作品也更容易被国人所接受。

    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中国早期外销画家。他们留下了一些有相当水平的画作,而他们原本的真实姓名却不为人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外销画时所使用的英文名字,如:新呱、林呱、庭呱、煜呱等。“呱”是当时的外商,特别是十三行内的洋人称呼中国外销画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记忆及称呼,而这个“呱”,后来也逐步发展为画店、作坊的名称。

    由于外销画主要是应来华洋人的需要而绘制的艺术商品画,其画店、作坊都设置在离洋人近的地方。当时,清朝政府对在广州口岸西方人的活动和居住都有相关的规定,其活动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在广州贸易期间只能在广州城外珠江沿岸的十三行活动,于是,为了迎合市场,外销画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画室、作坊开在十三行地区的商业街上。根据美国商人的记载,同呱(Tonqua)、小同呱(Tonqua Jr.)、富呱(Foiequa)的画店开在十三行的旧中国街上,而发呱(Fatqua)和林呱(Lamqua)的作坊则位于新中国街。现存的一套林呱画室制作的水彩画册上标有“林呱绘制,广州中国街”的字样。

    现存的题为《庭呱画室》的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外销画家庭呱画室内的场景。画面的视角从二楼的窗户向画室内望去,窗户两边挂着“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的对联,3名画工在靠窗的桌子上各自作画。画室的墙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作品,包括中国风景、行商肖像和仕女画。

    外销画的发展:形式和内容

    从现存的外销画实物来看,18世纪早期广州口岸的外销画主要为纸本绘画和彩色木版画。纸本绘画被西方人称作“悬挂纸画”(Painted Paper-Hangings),形式与中国传统立轴不同,既不经装裱,也不加边框、轴头。这种低廉的产品只要卷起来就可装箱出口。这些纸画的内容多是表现中国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以及日常生活。彩色木版画由木版印刻,有的套色,有的在黑白版上填色。这一时期的欧洲曾掀起了狂热的对“中国趣味”的喜爱,《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画传》等大量木版书籍插图也由传教士带往欧洲。而此时产生的外销商品(包括外销画和外销瓷等),其西洋风格并不明显。

    所谓的“悬挂纸画”既薄又软,且没有边框,西方人买回家通常直接贴在墙上。从内容看,这些纸画多是表现中国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特别是富裕家庭快乐闲适的生活。另外,表现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的作品也比较常见,如耕织、采茶、养蚕,及家具、瓷器生产。1999年出版的黄时鉴、沙进(美)主编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一书,收录了美国马塞诸塞州赛伦市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里发现的一套19世纪30年代外销画家庭呱所绘的中国外销画360幅,描绘的正是广州市井民众生活的“三百六十行”,这些具有典型中国特点而且价格低廉的旅游纪念品,受到外国游客的喜爱。

    另一种广东出口的外销画是画在玻璃上的,一般镶有欧洲风格的雕花金色镜框,中国人称之为玻璃画或镜子画。玻璃画最早见于15世纪意大利圣像画,由于画在玻璃的背面,也被称为“背画”(Back Painting)。因为玻璃表面光滑,不易着色,技巧很难掌握,在18世纪的欧洲已经不再流行。而18世纪的中国画家、画工是如何掌握这一技巧,至今仍是不解之谜。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院(英国皇家博物院)藏有一张表现正在绘制玻璃画的画工的水彩画,真实地再现了玻璃画的制作情景。令人好奇的是:画工手中使用的是中国的毛笔,其握笔姿势也是中国式的。静物花卉、贵族悠闲的家庭生活、着清朝服装的中国仕女肖像,都是玻璃画通常表现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中国仕女肖像画,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习惯,表现上融合了西洋画法,产生的效果与20世纪初上海流行的月份牌画风格惊人的相似。佚名创作的玻璃画《贵妇肖像》由瑞士的赖色夫妇收藏,画中的中国贵妇单眼皮、柳叶眉、樱桃小嘴、窄溜肩,配上华贵的发饰和服装,流露出浓厚的东方情调。画法上,画家着重对脸部、手部进行描绘,躯干和衣褶则相对放松,整体色调既有变化又不失统一。

    到了19世纪,悬挂纸画以其低廉的价格仍占有一定的市场,而制作复杂的玻璃画则逐步被油画所取代。前面提到的史贝霖、林呱、庭呱等外销画家,都是以油画见长。而且油画在18世纪以后,也成为欧美画坛的主流,出售油画作品,更容易迎合西方买家的口味。

    外销画的衰落

    19世纪40年代摄影术进入中国,在广州,照相业开始逐步取代外销画家的某些工作。同时,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及东南五口通商,广州不再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港口,上海和香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成为西方人新的聚集地。面对变化的顾客需求和中国沿海贸易的新格局,广州外销画家的创作内容、方式以及画室的设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些外销画家开始在香港开设分店,或者干脆把画店搬到了香港或上海。著名的外销画家林呱在1845年的9月就在香港的皇后大道3号开设了一家画馆。煜呱等画家晚期作品的商标上,也不再仅仅出现广州画室的地址,而是添加上自己在香港画店的地址。

    不仅工作的地点发生了变化,外销画室经营的内容也随着市场的需求做了相应的调整。部分外销画家开始兼营摄影。在写真、写实方面,摄影有着绘画无法比拟的优点,价格低廉、方便快捷。摄影术的引进,一方面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广州外销画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也可将其看作是外销画的延续。此后,广州外销画的质量和产量都明显下降,后期发展成为使用浓重的蓝、红、绿等颜色绘制的程式化装饰图案,仅仅可以作为价格低廉的旅游纪念品。

    还有一些外销画家在外销画市场低迷以后,开始使用新的石印技术,制作19世纪末日益流行的仕女月份牌画和商标画。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香港的关氏家族。该家族中的关惠农是香港著名的月份牌画家,有“月份牌皇”之称,有记载显示其曾祖父是著名外销画家关作霖。

    外销画在广州繁盛了100余年,造就了广东最早的一批西画家。这些外销画家直接或间接地向西方画家学习,受到17世纪荷兰画派、18世纪意大利绘画和英国绘画的影响,并能够及时掌握欧洲画坛及市场的动态,迅速调整自己,努力追赶世界绘画潮流,这在信息非常闭塞的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中西通商贸易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美术活动,广州外销画在中国西画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认为,西画传入中国是由传教士画家、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两条渠道促成的。外销画的大量存世品及其研究表明西画传入中国存在着第三条重要途径:中西贸易活动。我们也注意到,传教士画家对西画的传播主要局限在宫廷之内,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也仅限于知识分子,中西贸易中的外销画的出现和发展则完成了西画在中国民间大范围传播的使命。

    相关链接:

    2001年9月,广州博物馆举办了以“外销画”为专题的展览,并出版《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一书,开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艺术爱好者对外销画的兴趣;2003年9月,广州艺术博物院又举办“阿伯特博物院院藏广州外销画”展览,同时出版《羊城风物》一书,引起了更多人对外销画的历史与价值的关注。

贵妇肖像(油画),佚名,赖色夫妇(瑞士)藏 早期外销画: 贵妇肖像 (油画)
画者:佚名
年代:清
收藏者:赖色夫妇(瑞士)
清末广东某女子的画像 早期外销画: 清末广东某女子画像 (油画)
画者:佚名
年代:清

    明清时期油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清代是中国油画发展的初始阶段。在欧洲传教士将油画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本地形成了以清代宫廷油画和广州外销画为主的两大油画类别。

  油画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始自明代,从公元十六世纪起,欧洲不断派遣人员到中国传教,为了这一目的,欧洲的传教士们携带了一些宗教宣传物,包括天主像、圣母像等油画画像。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西方的油画传入了中国,对西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建功立业的意义。其中,意大利的罗明坚将西方油画带入了中国内地,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巧妙地将西方天主教油画及其铜版画复制品分送给中国皇帝和上层官员,起到了西方油画转承的影响效应。乔瓦尼在澳门进行了油画创作活动,并培养了自己的油画弟子,他的弟子们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的艺术活动对明代油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批传教士在中国南方的通商口岸建立了最早的油画传播机构,造就了中国最早的油画家,赢得了中国皇室和民间对西画的艺术赞助和传播。这一时期成为了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初期阶段,此时的油画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至清代,中国油画的发展呈现南北方双峙的态势。在北方,清代宫廷成为北方油画的重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在位期间,擅长绘画的欧洲传教士进入宫廷供职,将欧洲的油画技艺带入宫廷,由欧籍官员或中国内廷画师进行创作。当时供奉内廷的传教士有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潘廷章等,他们除自己进行油画创作外,也影响了一批中国宫廷画师的油画创作。从目前存留的实物和文字资料中显示,清代宫廷创作的油画题材一般以帝后、官员等的肖像和宫殿的室内装饰作品为主,极少有用来创作主题性的绘画作品。由于当时的保存条件较差,宫廷中没有专门的油画修复人员,皇室对这些作品的收藏也并不十分重视,因而,清宫油画作品的存世量十分有限。

  在南方,从清朝乾隆年代起,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在这一地区,欧洲传教士的绘画技艺和油画作品通过传教和贸易两种方式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开来,中国当地的民间画师开始仿效这些欧洲画家,最早从事了西画的创作和销售,其绘画主题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和自然风物的方方面面,涉及民间风俗、风景、人物肖像等,画种主要有油画、纸本水彩画、通草纸水彩画、反绘玻璃画等。他们的作品极富特色,受到了当时国外来华人士的欢迎。于是这些作品也通过来华作贸易的欧洲人,向外传播出去。因此,与宫廷西洋画相比,清代广州外销画是根据民间的商业要求而发展,向外传播到香港、上海以及国外等地,其影响远比宫廷西洋画要深远。

  清代油画市场分析

  由于清代宫廷油画和广州外销油画的创作地点和绘画功能不同,其流传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油画作品在流传的几百年间,保存情况多不完好,有的甚至经过劫难,流散海外,现存作品已是十分罕见了。

  清代宫廷油画由于其绘画的功能性和政治的需要,在当时主要存于宫廷画院之内,在国内的流传较为有序。但由于清代皇室对这些作品的收藏并不十分重视,甚至被评论为“虽工亦匠,不入画品”,加之保存条件较差,宫廷中也没有专门的油画修复人员。因而,清代宫廷油画在其画完后的数百年间,保存情况并不良好,现存至今的已是凤毛麟角十分罕见了。目前可见的清代宫廷油画大都收藏在博物馆中,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为中国最早油画作品的《桐荫仕女图》、传教士所作《孝贤皇后像》、《乾隆皇帝射箭图》等等。而清代广州的外销油画,在当时就已经通过大量的中西贸易流传到了西方国家。而其在西方国家一出现,立即艳惊当世,风靡一时,受到欧洲公私收藏家的竞相收藏,如英国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就收藏了清代的广州外销画几十余幅。而在国内,这些油画却鲜为人知,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值来说都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多为民间所收藏,保存状况也多不完好。但相对于清代宫廷油画而言,如今在市场中可见的作品数量也相对较多。

  清代油画在其流传的过程中,除了藏于宫廷之外,民间藏有的宫廷绘画十分少见,而在市场中流通的清代宫廷油画则几近绝迹。而外销油画主要是应来华洋人的需要而绘制,因此成为了对外贸易的商品之一,19世纪30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外销油画通过广州及通商口岸的画店销售到香港以及国外等地。与此同时,由于外销油画带有中国画的绘画特点,在国内市场中也很受欢迎。因而,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中流通的清代油画大都是外销油画作品,以及为数极少的清代宫廷油画。

  20世纪90年代,从拍卖在中国艺术市场出现以来,清代油画并没有受到市场和收藏家的重视。早在1996年,一幅清代《水浒人物玻璃油画》就在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中亮相,当时的成交价为17.6万元,这在艺术市场刚刚开启的当时也算价格颇高。但在此后的几年中,清代油画的成交状况也并不理想,不但在拍卖市场中连续几年少有此类作品的出现,而且上拍的作品成交价也仅仅停留在几万元的价格范围之内。2003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春天,但清代油画市场却没有随之高起。广州嘉德夏季拍卖会推出的《官员像》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保存最好、艺术价值最高的清代油画作品,拍卖行对这件作品的期望值颇高,当时的估价为150-200万元,但这件博物馆级的作品却遭遇流标。

  直到2005年,随着中国油画在艺术市场中的整体高起,收藏界才对清代油画有所关注,其作品价格得到了整体提升,作品的成交量也呈现了增长趋势。纽约苏富比成交的一件清代《欧式服装妇女肖像(PORTRAIT OF A MAIDEN IN EUROPEAN DRESS)》的价格有了质的突破,这件估价仅为100-150美元的作品,最终却以40.8万美元的高价成交,约合人民币337万元,这是清代油画首次在国际市场上得到相当的肯定。随之,国内的中诚信拍卖行推出了两件清宫油画《文官像》和《武官像》均以44万元的价格成交。在2006年的春季拍卖中,北京翰海推出的清代《广州商馆早期风貌》成交价为14.3万元,上海嘉泰“西洋美术--中国早期油画”专场推出的通草水彩画《产茶图》成交价为1.76万元。整体来看,市场中价格较高的清代油画主要以宫廷油画为主,而外销油画的价格较低,多处于几万元至十几万元的价格区间。

  近几年,虽然清代油画价格随着市场的升温而有所抬升,但在艺术市场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市场门类,其成交价格也没有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热而高企。在当代油画作品火热的艺术市场中,作为中国油画“始祖”的清代油画市场并没有随之火爆,流拍的作品没有因此而减少,成交的作品价格也没有得到大幅的升涨。究其原因,学术界研究清代油画的资料少之又少,其宣传和研究的程度都不够,因此收藏界对这部分作品的认识度普遍不高,关注度也远远不如当代油画。

  艺术价值和市场发展趋势

  清代油画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只有在了解清代油画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对其市场价值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就清代油画的艺术水平而言,放在当时欧洲绘画总体水平的背景来看,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清代传教士并不能代表当时欧洲绘画的最高水平,而其他传教士画家和其中国弟子的绘画技艺就更加等而下之了,所以当时无论是宫廷油画还是广州外销油画,其艺术水平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就用途而言,清代宫廷内的油画大都用作人物肖像和装饰宫殿,极少用以主题性绘画创作,即便是油画肖像也是作为绘制大幅的帝后朝服像收集素材用的,而不是作为绘画创作来对待的。广州外销画的民间画师们,更是将油画作为对外贸易和交易的对象,具有较为浓重的商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油画在清代的创作融合了西方油画和中国本土绘画的艺术特点,形成了一种独有的艺术风格,具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在历史价值方面,无论是记录帝后生活的宫廷油画还是反映自然和丰富社会生活的外销油画,都反映出了当时清代的历史状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清代油画无疑是中国油画的萌芽时期,是当代中国美术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价值。

  融中国传统技法和西方油画风格为一体的清代油画作品,是能代表我国绘画风格发展和转变的划时代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加上其存世量十分稀少,反映在市场中的价格也应当较为高企,但从清代油画在国内的市场状况来看,其成交价远远没达到其应有的市场价格,而在西方这类划时代的艺术作品如印象派的作品等都在市场中很受追捧,价格颇高。拥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清代西画,其市场价值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受到相当的肯定。

200岁广州外销画首次回乡(组图)

紫玉兰 荷花 番鬼荔枝 蕉 水沉香

图①至⑤分别是紫玉兰、荷花、番鬼荔枝、蕉和水沉香,都是当时广州一带能看到的植物,画工精细,犹如科学读物的插图。

据广州日报报道,从月底开始,广州艺术博物院这座富有现代气息的艺术殿堂,将迎来一次“怀旧”的画展。“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清代广州外销画展”将再现几个世纪前广州的历史风物。这也是这种专门出口的艺术品首次在国内亮相。

广州收藏不过200件

此次展出的清代外销画共208幅,由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英国皇家博物院)收藏和提供,题材主要分为“制茶”、“制瓷”、“制丝”、“各行各业”、“船舶”、“植物、鸟、昆虫”六大部分。画作以写实为主,表现手法独到,是十分珍贵的城市历史绘画。

  在18、19世纪的广州城内,出现了不少迎合西方顾客趣味的外销画作品。此类绘画在风格上受到来华旅行的欧洲画家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崭新的绘画方式,在题材上广泛地表现了华南乃至中国的社会风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外销画堪称清代中国的“手绘照片”。在欧洲的博物馆中,外销画被视作收藏珍品。然而在国内的博物馆中,外销画却是收藏缺项,据说以前在广州博物馆有一件反映十三行风貌的玻璃画。近期该馆又接受了一些捐赠的外销通草画,馆藏数量也不过200来件。

  据介绍,该院现藏的中国外销画约三四千张,这次在广州展出的全部是其中的精品。

  茶叶丝绸瓷器描绘最多

  这次画展反映最多的,是18、19世纪广州的市井风情。当时中国,特别是广州的茶叶、瓷器、丝织品风靡欧洲,西方人希望能够了解这些“不可思议”的产品生产和加工的过程,“制茶”、“制瓷”、“制丝”三个系列便是为满足西方人的好奇心而绘制。

  此外,“各行各业”系列综合描绘了广州口岸的社会众生及独特风俗,是极具视觉观赏效果的市井风俗画卷和重要的社会文化史资料。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植物、鸟、昆虫”这一系列。它们描绘了华南地区的动植物种类,既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动植物学资料,又突出地体现了西方绘画的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花鸟绘画相互融会的审美效果。

  史料记载,“18世纪时,欧洲掀起了一股爱好中国植物的狂热,人们甚至荒谬地相信,中英合璧的花园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奥秘……”

  小资料

  外销画,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绘画艺术。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的年代,前来中国经商贸易、旅游观光的西方人,回国时往往会购买一些绘画作品,作为旅游手信或收藏,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当时的中国“明信片”。它们在英国以及欧洲各地广泛流传,成为西方人认识古老中国的重要媒介。(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 温朝晖张任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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